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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龍藝聖


石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2014-01-10 查看2571次   [大字体  中字体  小字体]
                                                                                                                                                          
石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尤以山水画及其论著《画语录》名重天下,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
  “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石涛的生活行径和艺术道路
  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又据明史记载,当洪武3年朱守谦和其它9个皇子受封之时,曾得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20个字为名字的世系。所以石涛的本名叫若极也是有道理的,可知他确是靖江王赞仪的10世孙,靖江王之位从朱守谦传到第9代,即是石涛的父亲朱亨嘉,这和钦赐20字的世系完全符合,当李自成攻陷京师以后,亨嘉便自监国于广西,并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式耜拒而不去,并与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官焦琏等串通一气,突然发兵,一举擒获朱亨嘉,并迅将其械送福州,废为庶人,幽死。
  幼小的石涛,靠着内官的庇护保全了性命。据石涛早年材料推测,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喝涛”和尚,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缯缴之祸的。
  武昌庐山与宣城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明言,朱亨嘉兵败被囚时,石涛即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递发为僧。可见被迫遁入空门时,石涛尚在龆龀之年。
  从现存史料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武昌。李驎的《大涤子传》是这样记述石涛这段生活经历的。“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曰: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经长沙,至衡阳而返,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
  大约是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冬或康熙2年癸卯(1663年)春,石涛和喝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在庐山住过一个较短的时期,石涛于康熙39年庚辰(1700年)所作的一扇页上有一则题跋,曾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该题跋云:“秋日,与文野公谈及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石涛和喝涛从庐山下来,即辗转来到浙江。康熙34年乙亥(1695年)冬,黄燕思(字研旅)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并请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湘老人济,三十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索笔写此。”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即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
  石涛和喝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奇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人抵达松江,谒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旅庵本月,并一起拜其为师。时间当约在癸卯与乙巳间。旅庵本月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2年,得益匪浅,对其一生知识技艺基础有很大影响。
  康熙5年,石涛至宣城,先后驻于敬亭山麓之广教寺、金露庵和闲云庵等寺庙,此后数年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的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宣城至离安徽到南京前后达十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岁在甲子(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北京游历交游广阔
  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50开外蕴藉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本月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思想上感到很失望。康熙31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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