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绘画艺术

    中国隋唐时代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之一。 　　概况　隋唐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唐帝国的前期阶段，版图广阔，国力雄厚，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唐王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各民族团结，并与中亚、印度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丰富多采的绘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　　隋代国祚仅38年，但绘画成就显著。由于国家统一，南北地区的名家巨匠如杨子华、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孙尚子、阎毗等人，云集京洛，得以相互借鉴和交流。隋代统治者复兴佛教，使北周灭法中遭受打击的佛教又得以抬头和传播。隋文帝下诏修建寺院，宗教美术又重新活跃,并有大规模创作活动,长安、洛阳、江都等地寺庙都有名家手笔。敦煌莫高窟现有隋窟70余座，题材和风格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自南北朝兴起的描绘贵族人物肖像和生活风俗的绘画也有较大发展，以描写山川风景为主的山水画则开始脱离稚拙而逐渐进入成熟阶段。隋代统治者对古书画的收藏也比较重视，隋灭陈时即将其宫廷收藏尽数收纳，隋炀帝时又于洛阳观文殿后建妙楷台、宝迹台，分别收藏法书名画。隋代绘画的发展为唐代绘画艺术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人物画　人物画在隋唐仍占主要地位。魏晋兴起的佛教画至隋唐达到极盛，它既继承汉魏传统，又融合西域等外来绘画成就，艺术上发展得更为成熟。隋文帝造大云寺七宝塔，杨契丹与郑法士、田僧亮同画壁画，杨契丹还在宝刹寺画佛涅□变、维摩等，其他如董伯仁曾画弥勒变壁画、展子虔在洛阳龙兴寺画八国王分舍利壁画，皆称妙迹。可见隋代佛教画的内容已出现大幅经变画，并更多地表现现实人物及宫廷建筑等形象。唐代道释画兴盛，重要人物画家皆擅宗教壁画。阎立本、吴道子等都受张僧繇影响而各有创造。特别是吴道子一生在京洛画寺观壁画300余堵，变相人物，千变万态，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他在技巧上也有重要创造，中年以后善用遒劲奔放、变化丰富的莼菜条线描表现高低深斜卷折飘带之势，并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取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和自然高出缣素的效果，世称为吴装，突破了魏晋初唐的缜丽风格而开辟一代画风，他在宗教中所创的风格样式被称为吴家样。韩□在长安宝应寺画释梵天女，酷似贵族魏元忠家歌伎的形象，“菩萨如宫娃”显示了宗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的倾向。中唐周□除善画仕女外，宗教画中也有突出创造，他善画天王和菩萨，尤其是将观音描绘在水月清幽的环境中，创造了“水月观音”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宗教画新样式，一直为后代沿袭，周□的宗教画风格被称为周家样。唐代寺庙或为礼拜场所和娱乐场所,吴道子画佛像常有众人聚观,周□画章敬寺时密听众议而虚心改动，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宗教画家与群众的联系。中唐以后，四川地区的宗教壁画颇为发达，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圣寿寺、净众寺、应天寺等有卢□伽、赵公□、赵温奇、范琼、左全、张南本、孙位等名家所画壁画，其题材除流行的佛经变外，还出现了描绘贵族及高僧肖像的真堂，山水树石花卉也作为装饰更多地出现在寺庙壁画之中。　　描绘田家风俗的绘画也开始出现，隋代田僧亮以画田家著名，阎立本曾画田舍屏风十二扇，韩□画《田家风俗》、《村社》、《丰稔》等，但此类作品皆未见流传，仅在敦煌莫高窟大型经变画中尚可见有不少描绘农业耕作等的画面。　　山水画　表现自然山川大地之美的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状态而趋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水画中常穿插神仙内容及贵族游乐，多以青绿赋色，纤丽而富有装饰性。隋代展子虔擅长“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传为他所画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骑马泛舟游乐的场景，予唐代山水画以深远影响。 　　花鸟画　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正是唐代花鸟画技巧上的不断探索和提高，才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壁画　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墓室都有壁画装饰。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佛道故事扩大到表现山水、花竹、禽兽等方面，内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过前代。　　隋唐在长安、洛阳营造的宫廷殿阁，极为壮丽，为适应政治需要及美化环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画装饰。　　隋唐时期宗教壁画创作出现高潮，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观中皆有壁画，长安、洛阳两地寺观壁画大都是名画家的手笔，画迹早已不存.　　隋唐寺庙壁画早已颓废不存，但石窟壁画却有很大部分遗存下来，其数量和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往代。由于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更加精美，并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敦煌莫高窟壁画至唐代达到繁盛的顶点，现存唐窟200多个,几乎占现存全部石窟的半数，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画出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壁画中创造了佛、菩萨、弟子、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飞天凌空飞舞，尤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供养人中的豪门权贵的形象也占据重要壁面，盛装艳服，携带亲属奴婢，如130窟乐庭□及王氏夫人供养像，156窟《张议潮出行图》等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大量画迹的保留为研究唐代绘画及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与各国的绘画交流　隋唐对边疆及域外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而活跃，长安等地即有边疆民族及国外的画师从事艺术活动。丰富的中国绘画吸引着周围各国，不少外国使臣、商人、学者、僧侣搜求中国绘画作品携带回国。隋唐时日本屡次派遣使团，随行人员中即包括有画师。天宝(742～756)年间，鉴真和尚及其随行弟子东渡日本，在弘扬佛教的同时，对日本宗教雕塑和绘画也作出一定贡献。唐代高宗时日本旅华僧人空海回国带回名画家李真《真言五祖像》，日本正仓院至今有唐代绘画及书法作品，钦慕唐文化的日本，其绘画也明显地受到唐代绘画影响。朝鲜对唐代绘画也很感兴趣，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新罗商人在江淮一带以高价购求周□的绘画作品数十卷携带回国。唐代与中亚文化联系密切，杜环《经行记》中曾记载他流落中亚，在大食王国见到汉人画匠樊淑、刘□等人。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与唐代文化交流尤为频繁，对唐代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即有画工塑匠法智等随行，狮子国来唐僧人金刚三藏善画西域佛像，曾在洛阳广福寺木塔下素像起样，风格独特。唐代绘画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西域画风。于阗画家尉迟乙僧长期居留长安，他善画外国人物及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绢素”，勾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概”。他在长安光宅寺普贤堂画的《降魔变》，被认为“颇有奇处，身若出壁”。康国人康萨陀在唐为振威校尉，画异兽奇禽，初花晚叶，生动而富有变化。他们的艺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